在集權專制的社會，“人人平等”——都平等地當奴才。縱使“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丞相、宰相一級，也是奴才（在大清朝，“奴才”可是個很高尚的稱呼呢，不是誰想當就能當的。只有滿族大臣才能自稱奴才。漢族大臣，如林則徐，都到了封疆大吏的地位，在奏摺中也不敢自稱“奴才”，只能稱“臣”）。其實如果能“人人平等”地做奴才，也沒什麼——億萬奴才，皇帝一個人就是想壓迫也壓迫不過來。不過，皇帝總是要用奴才去“管理”芸芸奴才們，於是奴才和奴才也不一樣了：有了管奴才的奴才和被奴才管的奴才。管奴才的奴才是受寵的奴才，被奴才管的奴才是不受寵的奴才。從此，怕就怕“受寵的奴才”常常要表現自己的“忠誠”，主動替主子欺負“不受寵的奴才”。
如果沒有不安分的想法，能安安穩穩地“平等”當奴才也是個不錯的選擇。因為主子未必會一味欺壓奴才，畢竟讓奴才生活得好點，能夠更好地為主子服務。正如農民會好好照顧牲口，因為他知道讓牲口好好活著，才能延長牲口的服務壽命。一味採取高壓統治畢竟代價太大，給些小恩小惠讓奴才高興點，也許“維穩”的代價更小。
例如，以前地主割麥子的時候雇短工，都要好吃好喝地招待，才會讓他們好好幹活（電視劇《闖關東》裡面就有這樣的情節）。但是，“受寵的奴才”是不大管“不受寵的奴才”高興不高興的——反正不是我的“財產”，欺負了就欺負了，我也沒損失。欺負對了也許能得到主子的表揚和獎勵，欺負錯了大不了先替主子擔下責任，以後再“複出”就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