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時報》報道，在他的家人看來，李君旭不好出風頭，引起軒然大波的“總理遺言”案卻讓他的人生走得艱難，“他一直很堅強，不對命運低頭。”在侄子李長嶺眼中，李君旭是一個男子漢。
追悼會將於2月16日上午10時10分在杭州殯儀館2號廳舉行。
大哥眼中獨立的小弟
1953年出生的李君旭是家裏的老小，父母都是醫生，四兄妹中數他最聰明。母親帶他去西湖玩時，教的西湖詩詞都能很快地背下來。 “外祖父是舊式的書生，母親在文學方面積累很深，對他的影響很大。”大哥李君達覺得小弟的文學素養從小就顯露出來了。
父親是當時有名的血吸蟲病醫生，曾受世界衛生組織選拔赴美國學習，當新中國即將成立時，在聯合國工作的他堅決要求回國，這種愛國的情懷也從小影響著李君旭。
李君旭成長在那個政治運動頻繁的年代，父母傳給他的揮斥方遒的書生性情和愛國情懷讓他一直維持著內心的獨立思想。 1966年“文革”開始了，李君旭父親被打倒後關在牛棚，母親淪落洗碗還要挨批鬥，出身不好的李君旭對“文革”有著自己的思考。
當時各個造反派喜歡油印小報發表觀點，剛小學畢業的他也學會了油印技術，有模有樣地“發行”自己的小報。
“自己寫文章針對造反派的錯誤言論發表看法，印成A4紙大小的小報，叫做《小辣椒》，雖然文筆幼稚，但也敢跑到街上發。”讀大學的大哥知道後並不阻止，還挺欣賞小弟的認識，只是希望被欺負時他能機靈地逃走。
“李君旭是個正直、有是非觀的人。”李君達看著李君旭長大，在他看來，能“代言”總理遺言正源於李君旭骨子裏的正義感，並且獲得了周圍人的支持和讚賞。
1975年，李君旭開始在杭州汽輪機廠當學徒，一年後當他因為偽造“總理遺言”案被突然帶走時，他的師傅冒著犯政治錯誤的風險，連夜騎車悄悄地來到李家告知，“當時整個廠都被要求不得透露任何消息，師傅還是來告訴我們，可見師徒情分之深。”
1977年春天，受牽連被帶走的父親和友人陸續回家，直到10月份，李君旭才戴著“有嚴重政治錯誤”的帽子回到汽輪機廠。 “工廠的領導和同事並不太在意，李君旭就帶著政治錯誤入了黨，後來還當了廠團委書記。”
小夥伴眼中的有才帥哥
李君旭兒時有好幾個小夥伴，其中一個很要好的夥伴是鄰居家的袁中偉。袁中偉在得知李君旭去世的事情後說：“發生這樣的事情，我覺得有些突然，也難過。”
曾經袁中偉家和李君旭家就住在對面，據袁中偉的妹妹袁敏回憶，當時站在自己家的曬台上就可以看見李君旭家的陽台，李君旭也經常到她家玩耍，“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樣。”袁敏說。
她和李君旭既是鄰居又是小學同班同學，袁敏說：“他小時候就很擅長寫作文，作文寫得特別好，人也長得帥。”
長得帥又有才的李君旭特別受女孩子喜歡，袁敏回憶到，在杭州汽輪機廠工作時，就有很多女孩子喜歡他，其中有一個女孩子長得漂亮，家境又好，還因為喜歡李君旭好長時間都沒有結婚。
後輩眼中值得敬重的人
在父兄都是理工科背景的家庭裏，李君旭卻走上了文學道路。早年，年幼的侄子李長嶺路過他居住的6平米亭子間時，常常會看到他在伏案寫作。在汽輪機廠期間，他寫了一篇報告文學《啊！龍》，反映了汽輪機廠的新發展，獲得了茅盾報告文學獎。
這位在政治漩渦中趟過來的叔叔，每個暑假都會帶著李長嶺去錢塘江游泳、騎車去翻越五雲山。
李君旭一直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儘管在1989年，突發“硬膜下血腫”導致記憶受損，仍會經常念叨“什麼時候能去上班，我想去上班”。
“我每年都要去看他的，不過今年還沒有來得及看，就……”因為職務的關係，青年時報黨總支副書記錢育杭從1997年前後開始，每年都要去李君旭家探望他。
錢育杭記得，當時看到的李君旭只有四五歲孩子的智力，躺在床上，路也不會走，上半身還很偉岸，而下半身好像得了小兒麻痹症一樣萎縮、彎曲。不能正常地走路，只能靠助步器勉強走一段。他離世前住在竹竿巷，家裏裝修過，也挺整潔，有個護工照料他的生活。
每次探望，錢育杭說，她都會和李君旭說會兒話，然而李君旭幾乎不講話，偶爾會有些簡單的對話。比如你問他飯有沒有吃過，他會說，吃過了。你再問他身上有沒有病痛，他會說，腳痛。 “你問一句，他答一句。”錢育杭回憶道。然而即使每年她都探望李君旭，到下一年，李君旭卻依舊不記得她是誰。 “他好像只記得他原來的朋友。”錢育杭說。
老同事眼中的“鄰家大哥”
上世紀80年代，李君旭從報社掛職到杭州大學宣傳部任副部長。當時宋建勳是校刊編輯部主任，和李君旭共事。他回憶說：“他對自己的要求高，工作很努力，特別喜歡寫作，尤其寫報告文學寫得很有名。”宋建勳至今還記得李君旭寫的一篇報告文學，文章是寫當時杭州大學宣傳部部長童芍素，不過是以童芍素兒子的視角來寫。
宋建勳的記憶裏，李君旭是個愛思考的人，他說起一件趣事，某天李君旭騎著自行車去杭州大學上班，邊騎自行車邊思考，途經寶石路時，因為當時的路正在維修，他卻只顧著思考，沒顧得上看路，不小心摔倒，磕掉了兩顆門牙。
“1米8多的個子，長的很帥。”宋建勳眼中的李君旭是個為人忠厚、善良的“鄰家大哥”。
宋建勳回憶道，那時李君旭的身體狀態就不好了，“他似乎有些低血糖現象，有時會犯暈，有時開會開著開著還會睡著。”宋建勳記得這樣的狀況經常發生在李君旭吃飯前和連續工作幾個小時後。
一年後，李君旭結束掛職後，宋建勳依舊和他保持著很好的關係，在李君旭病重休養的日子裏，他還經常和童芍素去看望他。 “那時，他已經不認識很多人了，但見了我卻能叫得出我的名字。”
因為生病，李君旭的思維和行動有些不協調，宋建勳回憶說，“不過，他還是很努力地拿起筆、紙，想要寫回憶錄，想到一點就記下一點。”停頓了一下，宋建勳說：“蠻可惜的，那麼一個有才能的人，又喜歡寫作，卻很早離開了自己熱愛的工作崗位。”每次去看望李君旭，除了帶水果之類的東西，宋建勳還會帶上很多雜誌，“他喜歡看書，尤其是經濟和文化類的，我們帶給他。”
